影视：白月梵星，讲述了 "

一旦拒绝了温柔的安抚，就意味着天下将卷入长期的战乱，也意味着崇祯亲手为大明王朝催生了掘墓人。
三饷是甲申年乃至整个崇祯时代的关键词，它像一把打开明清更替大门的钥匙，要想真正深入那段历史，三饷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道。
所谓三饷，乃是辽饷、剿饷和练饷的合称。辽饷亦称新饷，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，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，即对付后金的军费。到四十八年止，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，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，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。天启时，并征及榷关、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。崇祯三年（1630），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，派银共六百六十七万余两，除兵荒蠲免，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，另加关税、盐课及杂项，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。剿饷是用于镇压民变的费用，总数二百八十万两，主要也征自田亩。原议只征一年，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征，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。练饷则是崇祯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，名义是训练边兵，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，实际也是为了对付民变。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。也就是说，崇祯年间臭名昭著的正常赋税之外的三大饷，其中有两饷就是为了对付民变。
辽饷、剿饷和练饷加在一起，每年作为定额达两千万两左右。这是三座沉重的大山，把它比作杀鸡取卵还不够准确。事实上，由于加派三饷，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因走投无路而加入到民变的农民军中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：加派剿饷和练饷是为了筹集足够多的费用来平定民变，然而费用的筹集过程同时也是激发民变的过程。一方面在努力平息民变，一方面又在努力激发民变。这个奇怪的悖论，崇祯到死也没有搞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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